每个人都有值得回忆的往事，那尘封的历史是一曲曲动人的的乐章，奏响着时代的最强音。

共和国诞生，是我出生前震惊世界的大事：1949年10月1日，共和国在北京成立，天安门广场那震天动地的礼炮、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军民欢呼万岁的口号声，标志新中国的诞生。

1950年9月10月，我出生在西安市的一个美国人办的医院。我追随着共和国走过了五十九个春秋，经历了风风雨雨，在共和国怀抱中逐步成长，我所经历房屋的变化，反映了共和国房屋变迁的一个缩影。

当我睁开双眼观看世界时，正值建国初期。中国满目创伤，百业待兴。此时的美国政府与南朝鲜李承晚集团，正挑起朝鲜战争，并把战火烧向中国边境。

1951年2月中旬，当兵的爸爸黄振荣，带领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三师，唱着“雄赳赳、气昂昂”的战歌，跨过鸭绿江，在朝鲜大同江桥沿线三百多公里地带，担负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筑起了打不跨、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

由于父母都是入朝军人，刚五个月的我随部队入朝，住在了三师指挥部用闷罐车改装的列车中，车厢就是我们的家。我幼年车厢的家在战争中渡过，美机轰炸列车的炮火，成为我睡眠的摧眠曲。

邻近的朝鲜阿妈妮茅草屋，是我经常玩耍的地方…。

至到有一天，很多的阿妈妮围在车窗外泪流满面，手中挥动朝中支谊万岁的小旗，随着列车奔跑哭啼，我也不知道她们为什么伤感？

懂事后听妈妈说，才知道那是志愿军回国时，朝鲜阿妈妮真情的流露。

爸妈回国后，我们家告别了车厢家的生活，家在北京市交道口铁道兵军营中安顿下来。

1955年初冬，爸妈接到王震司令员征服北大荒的命令，我们全家从首都北京来到虎林县，暂时住在日本鬼子留下的西大岗兵营中。

爸爸的任务是勘察完达山北亘古荒原。

1956年3月，迊着滿天的飞雪，爸爸黄振荣率领四个老铁兵，从虎林经密山到宝清。在宝清县委的支持下，由一名姓孙的老猎手当向导，带着枪支、弹药、军用地图，乘着一个马爬犁，驰向了宝清境东、完达山北千里雪原。他们风餐露宿七昼夜，从杨大房到朝鲜屯、从大河镇到长林岛，多次击退野狼的袭击，摸清了完北荒原有三百多万亩可耕荒地，随即向北京铁道兵总部发出请大军北上的电报…。

我妈妈赵英华帯着我和妹妹黄鲜民，随着先头部队挺进荒原，先是乘车，走着、走着道路没了，部队徒步行军。我和妹妹是趴在老铁兵叔叔背上进入荒原的，成为完达山北第一户北大荒随军儿童。

当时的农场是一片荒原，房无一间、地无一垄。铁兵在爸爸军用地图上标写“曙光镇”的荒草地段上，搭起了马架子。其中一栋成为我们童年在北大荒的第一个家，茅草堆成的地铺成为我们睡覚的床。

随着天气转暖，铁兵又相继盖起了拉合辩的草房。我们有幸成为第二个家的小主人，住上了土坯火炕。

1956年8月，随着铁兵大部队的进驻，铁道兵农垦局八五二农场职工子弟小学正式成立，开始头一次召生。6岁半的我，有幸成为农场第一批一年级小学生。

记得教室就在蓝天大地之中。课堂前面挂一黑板，用两个树杆支撑。课桌腿、坐位腿由土坯块垫起，桌面、櫈面就是长条木板组成，我们的小书包放在桌面上…。

记得当时小学老师，是部队转业来的女老师胡佩文。第一堂课上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老铁兵当年踏荒、当年开荒、当年播种、当年收获，近二十万亩荒地苏醒了，那广阔无垠的田野成为我们戏耍的天地。

1957年，王震司令员从多种地、多打粮的宏伟目标出发，把目光投向十二里外的南横林子。在爸爸等老红军的陪同下，王震把一把板斧砍入一颗白桦树中，发出命令：“腾出曙光镇种地，场部就建在南横林子这里…”。

新场部建成搬家以后，按照农场规划，我们有了新的校舍，教室墙壁是土坯叠成的，顶棚是柳条树枝，房顶是茅草苫顶。坐在明亮的课堂里，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随着1958年十万转业官兵的到来，我们老师可谓人才济济，如余朝阳、桑良楣夫妇、孙善勇、寥继光，他（她）们参军前都是知识分子、大学生或体育教官，在部队担任将、校班的老师，当然也有随军家属，经问有位兰玉梅老师竞是印尼华侨。还有大学毕业随夫而来的赵木兰…。

这些老师在简陋的课堂，给我们讲理伦、讲数学、讲地理、讲化学、教俄语…，使我们学到了不少新的知识。

这时上海市木工也到农场，成立了场直木材厂。老师傅们给我们做了标准学生用的桌、椅，从此我们告别了长条木板桌、椅，开始了新的学生生活。

这时，铁道兵农垦局八五二农场职工子弟小学，正式更名为八五二农场南横林子小学，后来了又有了南横林子中学。

劳动课是我们必修课：食堂菜园蔬菜是我们种的，学校厕所是我们修的，秋天教室外墙的黄泥是我们抹的，草屋冬季取暖的柴火，是老师带我们上山用爬犁拉的…。

也是在1958年，解放军总政组团来农场慰问转业官兵，那时的子弟校还有一栋木刻楞教室。在门外慰问团和我们小学生共唱歌曲，军中记者拍下了珍贵的照片：穿海军服的我，还侧着头唱呢；还有大妹黄鲜民端碗黄豆种，供一铁兵种豆的场面，收录在中央电影制片厂制作的“英堆战胜北大荒”的记录片中。可以说我们的童年在收获中成长。

我们家的住房也有了改观，农场盖起了五栋木房，是给爸爸三个老红军场领导住的，其它二栋一个是留给王震司令员来住的，一个是给当时戴右派帽子大诗人艾青住的，王震将军生前19次来农场，15次住在此木屋。

这木屋立柱是松木，做的墙内外用松木板咬缝，中间用锯沫填实，房顶是茅草盖顶，有着欧洲建筑风格。

爸爸等几位场领导，就在这几栋木屋中，调动了二万二干多转业官兵，三年开荒76万亩荒地，为共和国打下了粮食，受到朱德委员长的称赞和表杨。

1962年，在我家小木屋左侧，来农场视察的国防部副部长粟裕大将、王震将军和爸爸等四位老红军合影留念，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的爸爸成为走资派遭到批斗，蒙冤去世。我家的木屋成为批判的场所，屋内挂满了大字报，木屋外木板墙上，用墨汁写满了火烧、炮轰、打倒爸爸的大字，还用红色在爸爸名字上打上叉，久久留在过往行人的目光中…。

学校也成为动乱之地，学校的桌椅，被武斗的学生折的断胳膊少腿。教室的门窗也被砸的面目全非，学校部队来的老师家庭出身大都不好，多是大资本家或大地主出身，他（她）们遭到不同程度的批斗。学饺失去了往日的宁静、。没有了朗朗的读书声，取带的是高音喇叭震耳的造**言论…。

1969年5月15日，做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到兵团最基层连队：二十团六营六连参加了工作。

为了修水利，我冬天住过地窝；建设钢铁厂，我也曾住过帐蓬。几十个人住一起。冬天油桶改装炉子烧劈柴，一天到晚室内，烟气腾腾，被褥有时捏得出水珠，最冷得三九天，需带棉帽子入睡…。

针对当时提出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修正主义的苗”错误口号，李先念在一次国家会议上说道：“建设兵团如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生产滑坡了，住房建筑停顿了，房屋破旧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拨乱反正，农场粮食产量得到了提高，居民生活改善了。我家也告别了居住20多年、己四处漏风的木屋，住进了红砖做墙、石棉板做顶的砖瓦房，取暖用上了土暖气。

1985年，爸爸黄振荣的冤案，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王震副主任请示下，邓小平、杨尚昆圈批下，中央军委下发了给爸爸平反昭雪的决定，我们家族终于获得政冶上的新生。

如今我们家和垦区农场的干部、职工一样，住上了有集中供热，带卫生间的楼房。

現在很多农场楼房成群，别墅成片，住宅面积成为城里人渴望不渴及的梦想,而学校绿色成荫,楼房耸立,变为学生学习和生活的乐园。

我59岁的风雨人生，随着共和国的步伐前进：随父母从车厢的家到兵营，从首都北京的家到北大荒的家，经历过多次房屋的变化，使我深深悟性到，房屋越住越舒适，是共和国国力提高的象征。国富民也富，国强民也强，这一切是和先辈艰苦创业永远分不开的。

黄黎

2009.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