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风景秀丽的磨滩

　　一　学生生涯的结束

　　一九六七年夏天，我从一个学制为五年的军事工程学院毕业。毕业后，立即按规定到铁道兵连队“当兵锻炼”。经半年多时间的“锻炼”后，有关部门便通知我到铁道兵工作。一九六八年五月二日上午，我带着全部家档：一个装有被子、褥子的被袋，一箱书本，一提包衣服，只身来到了设在重庆市北碚区磨滩乡的铁道兵某团第四营营部报到。

　　我到达的时候，营部静悄悄的。我碰到的第一个人是胡技术员。当时我还不知道他是个什么官员，只见他穿着一套褪了色的旧军装，没戴帽子，满头是蓬松的头发，像是是好长时间没理过发了。他个子不大，脸上满是皱纹，看样子像是三十岁出头的人。

　　我说明了来意，可是他却似乎对我这个陌生的来客感到措手不及，慌里慌张地撂下手里的东西，把我领到一个大房间，说：

　　　“你先休息休息，喝喝水。”

　　然后，他就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但是，又像是惦念着什么事情似的，显得很难为情。

　　我问：“这里是营部技术组？”

　　“对，是的，房子太小了。”

　　停了一会，他说：

　　“你先休息休息，喝点水。我有点事，我得……”然后用手往外面一指。

　　“你忙你的吧。”我站起来答道。

　　他走了，剩我一个人独自留在屋里。

　　我仔细地端祥着这间大约二十平方米的房间。挨着房门是一扇窗子，窗子底下是一张很大的“桌子”，我在这里对桌子打上一个引号，是说它像桌子，但实际上是一张没有抽屉的大台子。这张台子大约两米长，一米多宽。台子的骨架，不管是横的、竖的还是斜的，通通都是用五厘米见方的方木条钉成的，到处都可以看到铁钉帽。

　　台子的台面是用工地上准备做桥梁模板的三厘米厚的木板子拼成的，上面还铺着一块差不多一般大小的金属铝板。台子上靠近窗口的地方凌乱不堪地堆积着各类书本和资料，就像一个小山包似的。台面底下约二十厘米处还有相通的一层。这一层更是乱七八糟地塞着各种各样的东西：图纸、算盘、盒子、报纸、茶缸、皮尺、直尺、信笺、碗筷、球拍、绳子……。

　　这间房子的其他三个角落分别放着三张木板床，最靠里面的两张床铺着铺盖，显然有人在用。对着门的一张床是上下两层的学生床，没有铺盖，却放满了大小不一的木箱子。每两张床铺中间的空隙地方放些测量用的花杆、三脚架、塔尺、工作挂包之类的东西。房间上方纵横交错拉着几根粗铁丝，铁丝上零乱地搭着衣服、毛巾、旗子、电话线等等。

　　过了一阵子，可能是上工地的人回来了，外面突然人声吵杂。这时，快步进来一个人，他进门就朝着我叫喊：“你来了，好，好，欢迎，欢迎！”

　　这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年青人，高大的个子，黝黑的脸庞，他进来的那一阵子是一边走路，一边说话，一手拎着军帽，一手解着上衣的扣子。一看就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

　　“我姓赵，”他自我介绍道，“叫赵立强。你早饭吃了没有？”

　　然后，他朝门外大喊：“小毛，告诉你们班长，叫来几个人，快点！”

　　果然，门口马上出现好几个年轻战士。这位自称姓赵的年轻人（我已经判断出他是一位技术员），指着屋里的两层的学生床，大声对他们吆喝：“来，快点，大家把床铺收拾收拾。”接着，指着我向大家介绍：

　　“这是我们新来的李技术员。”

　　我一听一愣，“李技术员”，我就是李技术员吗？我第一次听到有人称我为技术员！对于我这么一个一直当学生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多么新鲜、陌生、而听起来很不习惯的名字。我仔细地寻思着这一新的名字：“李技术员”，说明我已经莫名其妙地加了冠，那个自由自在的、不负任何责任的校园学生已经和我挥手告别了。

　赵技术员站在桌子旁边手脚不停地忙着他自己的事情，嘴里却喋喋不休地对我说话。他说现在营部技术组只有两位技术员，就是他和我早先见到的胡技术员。此外还有两个技术员目前不在岗：一个正生病住在医院，一个在北碚的十七连当代理连长。他说，本营的工程任务刚刚确定，工地的桩子才从铁道设计院交接过来，但还没有对铁路中线进行复测。营里当前首要任务是先修一条便道，以便把铁路工地和北碚的现有公路连接起来。胡技术员目前负责地亩工作。这里不像大兴安岭，大兴安岭一个人也没有，土地随便用，没人要求赔偿。这里不行了，到处都有房子，到处都种着庄稼，我们修铁路，占用了就要赔偿。所以地亩工作很受重视，上级说一定要把铁路用地画成“地亩图”。这件事由胡技术员负责。我们这几天正忙于确定便道的走向。你来了，人多了，弄得开的话，就得着手搞铁路中线复测了。但说到复测也有一个问题，我们的镜子太老了，对付这么大的工程根本不行。

　　他一个劲地说话，根本不容我插嘴。我听他说的，好多是陌生的名词，什么交桩呀，什么复测呀，什么便道呀，什么地亩呀，什么镜子呀，我都感到空虚和迷漫。我知道，这些名词对他们来说，就好像炊事员说酱油、盐巴、辣椒、大料一样，平常得很。可是对我呢，却是一头雾水！

　　末了，我对他说，我们学院从一九六五年秋天便开始停课搞“四清”运动，紧接着又是“文化大革命”，我放下课本已经快三年了，现在又是第一次到施工现场，请你多多指教。

　　我不想隐瞒自己的不足：我虽然已在大学里学完了基础课和专业课，但政治运动却耽误了我们的实习课。我知道，缺乏现场实践经验，有时会导致难堪局面的发生。就像上面的陌生名词，可能都是工地词汇，这些词汇是教科书上没有的，不然我不会那么茫然。

　　不过，我却十分相信我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我想，实践经验算什么？那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

　　过了两天，我便随着营长和赵技术员看工地去。看工地是我们铁道兵施工现场的一个专用术语，即有关领导到工地巡视，以便发现问题，确定决心，一般不需要很多随从人员。

　　营长和赵技术员两人都穿着一套当年开春才换装的新军服。由于大雨刚过，天上还飘着小雨点，他们俩又都穿上亮闪闪的长统靴子，再披上军用雨衣，真是一副飒爽英姿、潇洒威武的军人的样子。我图轻快，随便着一套旧军装，再戴一顶大草帽，便跟在他们后面走了。

　　我们终于到了“工地”。可是，天哪，这哪是工地的概念！展示在我们眼前的是一片郁郁葱葱的田园风光，虽然到处是连绵起伏的小山岭，但这些小山岭的上上下下几乎全是绿油油的庄稼。隐没在田野中的宁静的小石板路婉转曲折地往前延伸。走着走着，不时会突然冒出一片青翠茂密的竹林，而竹林里往往是若隐若现的农家房子，

　　营长和赵技术员一路比划着，说个不停。因为我对本营的工地和任务还不清楚，还不十分明白他们的谈话，我只是从他们的交谈中隐约地意识到那里是铁路桥梁，那里是隧道，那里是大填方，那里是大挖方等等。有时，赵技术员也突然回过头来，给我指明未来的便道的位置。只是在一次途中休息的时候，他才专门仔细地对我讲了选定这条便道的原则。“便道”这概念这几天我已经弄明白了，它是专门为施工服务的临时公路，公路的等级标准比较低，单车道，施工车辆能正常通行就行。他说：“这条便道基本上与铁路线分居在山岭的两侧，为什么不在同一侧呢？因为同一侧会发生严重的干扰，如：把便道修在铁路的上方吧，铁路一开工，就会把它挖掉；修在铁路的下方吧，工地经常要开挖爆破，车辆的安全便成了问题。

　　我默默地倾听着，并且牢牢地记在心里。我觉得这些话对我这个初来乍到的人来说，是非常珍贵的知识。

　　太阳出来了，眼前是一个雨后的蔚蓝的天空。慢慢的，都感到闷热了，他们俩带的那些长统靴子和雨衣，转眼间都变成了累赘的东西。到了下午，竟闷热得不得了，大家都汗流浃背。这时，营长还力图保持军人风度，一个衣扣都没解开，只不过把雨衣脱了下来，但赵技术员却毫无顾忌地把靴子的长统往下翻，又把两条裤腿一高一低地卷了起来，最后又把军上衣脱了下来，用一根在路上检来的木棍子挑起，扛在肩膀上。搭拉着的两条袖子在他的屁股边上左右摆动……。看到这副样子，我不禁抿着嘴笑，我觉得这个人也未免太不讲究军容风纪了，这像个啥样子呢？军不军，民不民的，如果把这样子选作镜头，岂不成了屏幕上最好的笑料？

　　从那个时候起，我便开始陆续上工地去。我记得第一次实际作业是和赵技术员选定一个便道小桥的桥址。那是一个布满砂砾和卵石的小河沟，河床宽约八、九米，河沟西岸是一片稍微平坦的旱地，东岸却是陡硝的山坡。便道必须在这个地方跨过河沟。我不知道我该干些什么，赵技术员说：“我们没带木桩子来。那边是竹林子，你折几根小竹子来吧。”我按他的意思折了一小捆竹子。然后，他卷起裤腿，便跳到水里去。我也连忙把鞋子脱下来，也下到水里去。他说，咱们先把桥梁的方向定出来。一边说，一边指挥着我在河床的两侧插了两根竹子，作为小桥的中心线。然后他又说：“桥的跨度不宜过大，大了找不到那么长的木料作纵梁，选五米比较合适。”说着，我们便顺着刚才确定的方向，又在小河中心两侧插了两根竹子，彼此相距五米。作为两侧桥台的中心点。接着，我们便开始作桥台的“放样”。我问桥台宽度是多少。他说：“便道的路面宽是三米五，桥宽大一点，四米五。桥台也做一样宽。半边就是二米二五，我们来量一个二米二五。”

　　这时，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因为没带镜子（经纬仪），与桥中心线成九十度的方向不好定。赵技术员说：“这样吧，咱们拉个勾股弦，三四五，就定出一个直角来。”

　　勾股弦定理我当然懂得，但它竟在这小河沟里用上了，这是以前怎么也想不出来的。

　　放完桥台大样，才发现桥台的一个台角快要落在河沟的中心了。不用说，这肯定是不行了。要是这样，桥台岂不成了拦河坝？

　　造成这样的原因是赵技术员原先在确定小桥中心线时，不是与小河垂直，而是偏了一个角度。之所以偏一个角度，是考虑到便道从平坦的河西过桥后，能在东岸桥头处比较圆顺地沿者陡硝的河岸往下游延伸，而不至于在东岸桥头处开挖太多的土石方。

　　既然斜交不成，我们又把竹子通通拔了起来，按同样的步骤重新在垂直的方向上定了桥位。弄完一看，基本没什么大的毛病。于是，赵技术员说：“就这样吧，将来便道设计时，我们再带镜子精确测量一下。”我问那怎么解决东岸线路急弯的问题，赵技术员说：“没有别的办法了，只好在桥头方向开山劈岭，挖它个十几二十米，挖出个足够大的弯道来。”

　　我每次从工地回来，便拿出我以前的教科书翻读起来，一种久违了的积极钻研的精神又回到我的身边。我翻了《工程材料》、《测量学》、《桥梁墩台和渠涵工程》、《土力学》，甚至那玄虚不已的《水力学》。我勤奋地读书，并把那些当前最急需的知识一条一条地提取出来，仔细地，有条不紊地腾写在一本崭新的笔记本上。我想，这个笔记本将是我眼下最有用的工具书。

　　我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它使我很快地适应现场日常的事务。但我并不想在这里掩饰自己的不足，我依然还是捉襟见肘。如有一次，我试着设计一个便道的涵渠，本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涵渠孔径才一米。我把设计图纸拿给赵技术员过目。他一看，笑着对我说：“你看你这里有个问题，你把两个涵渠壁的基坑分开处理，中间留出八十公分不开挖，这叫人怎么干？干脆把两个基坑挖通，都用片石浆砌起来，作成一个整体基础。这样，又省事，又牢固。”我一听，豁然开朗。心想，我怎么这么笨呢，这么显而易见的事情，我却没考虑到。但是，我没过分地责备自己，我自我宽慰地归咎于我的实践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