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世外桃源”的无奈

　　我必须把当时的情况简单地交代一下。原来，我所在的部队多年来一直驻在遥远深邃的东北大兴安岭地区，在那广袤茂密的原始森林中修建铁路。一九六八年春天，这个部队才转移出来，四月份抵达重庆，参加襄渝铁路的建设。我们营被安置在磨滩一带。磨滩是一个地名，在重庆市北碚区南郊十几公里处。新鲜的环境，陌生的风俗，一切都令人精神振奋。年轻的战士好奇地打听一切，兴趣盎然地到处溜转。即便远处传来了村里老乡赶杀肥猪时的嗥叫声，也要挤在营房门口不停地了望。同时，在那个时候，正值全国“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重庆市有两大群众组织，即号称“八一五革命战斗兵团”的一派“红卫兵”和号称“反到底革命战斗兵团”的另一派“红卫兵”，派性斗争非常尖锐突出。铺天盖地的传单和大字报，刺耳的高音喇叭，还有咄咄逼人的“红卫兵革命小将”，更使我们这些从来没有见过武斗的年轻战士感到茫然和吃惊。由是，部队上级发来命令，要求各营、各连停工学习，整顿纪律，努力适应新的环境。

　　连队的学习可认真了，整个营房都是静悄悄的，战士们都待在屋里听领导讲政治课。相比之下，我们营部的政治学习就马虎得多了，起码在时间保证上是不如连队的。每天从八点钟开始的一个小时的“天天读”后，一般就不再像连队那样继续学习政治，而“各奔前程”去了。说起来，大家都有事，食堂的膳司、管理员说要买菜，材料库的助理员说要领材料，通讯班的通讯兵说要架电话线，炊事班的炊事员说要磨豆腐，技术组的测量兵说要上工地测量，卫生所的医生说要看病，一转眼，就收拢不起来了。但是，这好像又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从来也没有见到某个领导为之发火，或者表示叹惜。营部嘛，毕竟有点特殊。

　　“天天读”就是天天读毛泽东主席著作。关于毛泽东主席著作，当时有许多名句，如“一句顶一万句”，“一天不学问题多，两天不学走下坡”，对毛主席著作要“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杆见影”，对毛主席的话要“牢记在脑海里，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因此，每天一个小时的“天天读”便自然而然成了“雷打不动”的制度。谁也不想轻意去冒犯它，冒犯它就有“冲击政治”的嫌疑。而这“政治”是千万不能冲击的。“突出政治”、“政治第一”是当时使用频率最高的口号！

　　这“天天读”经不断的实践，到当时已有一套固定的模式：首先，由一个主持人（一般是营部管理员）念：“祝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大家便一起挥动红皮的毛主席语录本，跟着喊：“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主持人接着念第二句：“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永远健康。”大家又重复刚才的动作，并一起说“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再接着，主持人领着大家一起念三段毛主席语录。这三段语录天天如是，大家都能背出来，故又称“老三段”。完了以后，便一起唱《东方红》歌曲。唱完以后，主持人便找出一篇毛主席的文章，照本宣科地念了起来。其他人就坐在那里干听着。快到九点的时候，会场里总会有热心人提醒：“到点啦。”这时，主持人也不管念那里，便立马合起书，说：“今天就学到这里，散会。”

　按照上级的规定，部队师级以下的单位属于“正面教育”范畴，就是说，我们师、团、营内部不搞“文化大革命”，不能对任何军人贴大字报，开批判会或斗争会，不能说某个军人是“牛鬼蛇神”，是“混进革命队伍里的阶级异己分子”等等。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三不”：“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总之，地方上那种互相猜疑、彼此设防的状况在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从这点上看，身着军装的部队知识分子倒有点像是生活在一个政治上的“世外桃源”里，天天都可以开开玩笑，睡安稳觉，即使说错了话，也不必担心会有人抓辫子开自己的“批判会”。这是地方上的知识分子享受不到的政治待遇。

　　这“世外桃源”里的技术人员实际上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一方面，他们大部分是科班出身的知识分子，按照“文化大革命”的思路，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社会上戏称他们为“老九”。虽然这群体的人不担心会被揪出来批斗一番，但另一方面，部队里凡属升官提级、披红戴花（当标兵模范）、可出风头的事，也极少有他们的份。

　　“老九”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大抓“以阶级斗争为纲”。首当其冲的是“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等“反动”分子，俗称“黑五类”。接着便是大张旗鼓地清查所谓“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三种人。这两项加起来共八类人是当时的“革命对象”。这八类人时不时会被“红卫兵”“揪”出来，开个大会批判斗争一番，或者让他们戴个高帽，挂个牌子，由“红卫兵”押着游街示众。而知识分子既然被划为资产阶级范畴，就是“思想改造”的对象，虽然不会有上述八类人那样的政治遭遇，但也必须“夹着尾巴做人”，处处小心谨慎，逆来顺受，不能像普通老百姓那样悠然自得地过自己的日子。人们便自然而然地把他们排到了第九类，这就是“老九”的由来。因为“老九”最受“红卫兵革命小将”的鄙视，顺理成章就被人叫成“臭老九”。当时“臭老九”几乎是知识分子的代名词。

　　部队本来分干部和战士两个系列，俗称“官兵”或“干战”。当时军衔被取消，干部战士都是“一颗红星头上带，两面红旗挂两边”，就是统一的“解放帽”，统一的“红领章”。唯一能分辩当官的与当兵的是军上衣：四个兜的是干部，两个兜的是战士。部队里的“老九”也穿四个兜的上衣，本属于干部系列。“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有关领导可能是为了划清自己与“老九”的“政治路线”，害怕尚需“改造”的“老九”们玷污了“革命干部”的光彩，特地把他们划为另类，称“工程技术人员”。因此，当时铁道兵的报纸、文件对部队人员的称谓除了原来的“干部”、“战士”外，又特地添了“工程技术人员”一项。

　　“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虽然都穿四个兜的军上衣。但却泾渭分明。这“干部”是专指部队的军事干部、政治干部和后勤干部，他们两三年提一级。师团营连排，司令政委参谋长，部长主任教导员，参谋干事助理员，位置多得很。实在提不了便转业。而“工程技术人员”没级可提，它只有两个称谓：要么技术员，要么工程师。而这两个称谓既不是职务，也不是军阶。只是为了辨认而已。不管是什么学校毕业的，清华大学毕业的也好，成都技校毕业的也好，只要是分配到铁道兵工作的，统统都叫“技术员”。而且看样子这“技术员”将无限期地叫下去。至于已有的“工程师”的称谓是怎么来的，那是大约十年前的事情了，我问谁，谁也说不清楚。

　　另一方面，修建铁路又是一项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而从上到下的各级官员很少是铁道专业科班出身的，技术层次都很有限。加上这些铁道兵战士三五年一换，好不容易才熟悉某一工种的操作，又得复员回家了。因此，整体技术水平很是一般。在这种情况下，“工程技术人员”又成了宝贝疙瘩。尽管说是“改造”对象，是革命队伍里的“沙子”，却又不让轻易转业。“老九不能走”也是当时很流行的一句话。别看各级官员动不动就训斥下级，却一般不敢在技术人员面前耍架子。因此，技术人员便都自然而然地变得清高起来，不求升官，不求出名，只求自己工作不出差错。只要不出错，天塌下来也不怕。因此，虽然这些人也穿着军装，但纪律性都比较差，牢骚怪话也多。时不时也敢于公开拿某个官员调侃一下。

　　记得有一天下午，邮递员送报纸来了。当天报纸是通版大红标题。营长的政治敏感性特高，说：“是最高指示吧？全营集合，马上学习！”

　　通讯兵立刻到营部各个房间传达营长的命令。大家立马放下手头的工作，拿起小凳子便到会议室坐了下来。

　　营长说：“今天是一个大喜的日子，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发表了一首革命诗词：‘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熊，熊……’。”“熊”了几次，后面碰到一个生字，读不下去了。只见他在台上大声问：“老赵，这是个什么字：上面是个四字，下面是个熊字，四只熊，什么字？”

　　赵技术员也犯傻了，说：“不晓得，没见过。”

　　营长说：“这里就数你读书最多了，你要是还不懂，那我们就没法子了。”

　　赵技术员没好气地顶了他一句：“我要是懂，那就不是‘臭老九’了。‘臭老九’本来就是‘读书越多越蠢’。”说得大家一阵哄笑。

　　营长说：“算了，算了，咱们就将就读成‘熊猫’吧。大家一起跟我大声念：‘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猫’。”因为觉得别扭，有的人便暗地里笑了起来。

　　赵技术员假装一本正经地问：“营长，你这算不算篡改毛主席诗词？”在当时，篡改毛主席的话是一个特大的罪名。

　　营长说：“你们先别给我戴高帽，咱们是紧跟最高指示！什么叫紧跟？紧跟，就是雷厉风行，闻风而动。如果慢吞吞，等把每个字都认清楚了才学习，那还叫紧跟？大家回去准备准备，吃过晚饭，上街庆祝游行。”

　　当时，毛泽东主席一发表指示，全国各地都庆祝游行，这已经成了惯例。可是磨滩哪有什么街道，它只有一条二三十米长的石板路和路两旁的两排房子。这两排房子倒是有几间门面：信用社、供销社、面粉厂、小诊所、药店（兼邮局）、理发店、小饭店、小茶馆等等，天一黑便关门大吉，连个路灯都没有。

　　但这并不影响营长的政治热情。大约是晚上九点钟，游行开始，营部二十几口人，排成队伍向磨滩“街”走去。因为没有路灯，最前面的人举着火把，后面的人则拿着手电筒。一边走，一边敲锣打鼓，一边喊口号。因为是坑坑洼洼的乡间小道，大家只好低着头小心看路，加上人又少，锣鼓声，口号声显得断断续续，稀稀拉拉，怎么也响亮不起来。不过，毕竟是乡下的夜晚，就这点声音也足以扰乱宁静。只见“街”上好几户人家开个门缝，探出脑袋看个究竟。说不定还有人在纳闷：今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些解放军夜里还跑来干什么。

　　游行结束后，几个测量兵来到技术组。副班长曾东明问赵技术员说：“营长说的那个字究竟是什么字？”赵技术员回答道：“我已经查了字典了。这个字读‘皮’。熊罴就是熊的一种。”

　　测量兵毛学山插上了嘴：“这么说就是更无豪杰怕熊‘皮’了。不过，我还是觉得营长读成熊猫比较好记。”

　　赵技术员呵呵笑：“胡扯！熊罴是熊罴，熊猫是熊猫，是两回事。譬如说，你为了好记，把‘卓同务’喊作‘捉特务’，能行吗？”卓同务是测量班的一个新兵的名字，的确也有人戏谑地叫他为“捉特务”。

　　毛学山说：“真的，读起来不顺口就觉得不好记。如果把‘宇宙观’读成‘宇庙观’就不顺口。”

　　赵技术员问：“谁把宇宙观读成宇庙观了？”

　　“炊事班长。”小毛说，“昨天我在家砍木桩子，让管理员看到了。他说，你不上工地正好，先学毛著，上炊事班去。我只好放下工作，服从命令听指挥嘛。我到炊事班，炊事班长正在读《矛盾论》。我好几次听他读‘马克思主义的宇庙观’，听起来就觉得特别扭。”

　　“那你就给他指出来呀。”赵技术员说。

　　“我怎么敢呢，人家是老班长。我算老几。我怎么敢在他面前说他的不是。”

　　等测量兵都走了以后，赵技术员对我说：“小毛说的那种读错字的现象经常发生。这也难怪这些当兵的，好多人连小学都没读完。我再给你讲个故事。去年在大兴安岭，我有事到二十连一排，刚好排长在开动员大会。只见排长站在台上声嘶力竭地喊：‘我们要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忠心二伙二伙！’我听得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发。什么二伙二伙？我轻轻地问坐在后排的一个战士：‘你们排长说忠心什么？’这位战士用手指在地上写了两个字：‘耳火’。我问：这‘耳火’是什么意思？只见他又用手指对这两个字划了一个圈，说：‘是一个字。’我一下子豁然开朗：原来是个‘耿’字。排长不会念，就把耿耿读成‘耳火耳火’。”

　　我哈哈大笑。说：“幸好营长没把熊罴读成‘熊四熊’，不然我也是会犯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