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施工开始了
过了些日子,部队便停止整天学习,开始施工了。
工地顿时翻腾起来,到处响着震耳欲聋的风枪凿击岩石的声音。年轻战士紧张地忙碌着,搬石头的,推车子的,你追我赶,好不热闹。
晴朗的天空,万里无云,火辣辣的太阳晒在人们的脸上,个个泛起又红又亮的光泽。这些人中,有许多是穿着崭新军服的稚气十足的新战士,就像一批刚跨进门槛的新学徒。他们开始体验当铁道兵的滋味。
我们技术组的工作也忙碌起来。说实在的,那时,这条便道还没有一套完整的设计资料,只是确定了它的大致方向。因为线路太长,人手太少,根本做不到按常规走路,即先把全部线路设计完毕,绘出图纸,再安排施工。我们只能分段设计,分段交付施工。而这也正应了当时的一句时尚口号:“一边设计,一边施工”。
慢慢地,我开始感到便道这东西,并不复杂。原先的神秘感不知不觉地消失了。因为不管地形多么复杂,条件多么苛刻,翻来覆去不外乎这一套:先在工地上做外业:确定线路中心线,在中心线上每十几二十米打一个小木桩子,对每个木桩子作水准测量和横向地形记录。然后回家做内业:绘制纵向图,设计坡度,计算每个木桩子处的填挖高度,再绘制每个木桩子处的地貌图,设计路基横断面,最后计算每个横断面处的土石方数量。如此而已,简单极了!
不过,我还是成了大忙人。每天一个工点接一个工点地巡视,给施工人员交代桩子,告诉填挖尺寸,量宽度,指点炮位,处理危石。甚至连排水沟也三番五次地讲清楚,总担心他们掉以轻心地忘掉了什么。
我是个新手,尚不知道哪些工作我们可以放手不管。我只觉得,似乎到处都是问题,到处都需要我指点一下。我曾暗地里设想过,假如我今天不来,这些问题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或许,什么事情也不会有,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是会被人耻笑的。可是,我还是放不下心,不厌其烦地往工地跑,力求不出任何差错。我想,现在可不是在学校,在学校做错了考题最多不及格,不及格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卷子撕掉再补考就算完事。可是现在是工作,是要负责的,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就这样,每天早上“天天读”以后,我便戴上一个由五大块拼成的四川草帽,出发了。我经过瀑布,走过小桥,再沿着河谷的石板路往前走。太阳刚刚越过东边的高山,淡淡的雾霭依然撒布在山脚的田野上。从高处看,好像一座座山岗都被这些雾霭托浮起来,悬在空中。路旁的竹林子湿润地张开它的一片片嫩叶,一棵棵孤立的柏树依稀地站在远处的山坡上。杂草上的露水很快打湿了我的鞋子,打湿了我的裤脚。可是我不理会这些,只顾一步步往前走……。
有时候,我也想,有的人上班,是从这幢大楼走向那幢大楼;有的人上班,要跋涉好几趟公共汽车。可是我上班,却天天步行在山间的小径上。在这里,完全是货真价实的“羊肠小道”:左拐右拐,上坡下坡。若对面来个挑挑的,还得侧身站在路旁让路。我的工作是修路,修公路,修铁路,都是为了让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能运转奔驰,可是我却天天像乡下的货郎一样赶着路。
我上工地往往不是单独一个人。而是根据每天的工作安排,总有一个或几个测量班的战士伴随着我,领着这些活跃的年轻人一起干活,是很有趣的。
有一次,我领着三个测量班的战士迎着晨曦的太阳爬上一个陡峭的山坡,来到一个工点,准备在那里打一段便道中心线。我们先放下工具,坐在石头上歇一会,副班长曾东明立即掏出他的烟叶,低着头卷了起来。这是一个一九六五年入伍的四川兵,中等身材,脸上的颧骨高高突起。他的烟瘾大极了,熏得牙齿都发黑了。他点上了烟叶,吸了一口,说;
“李技术员,你吃不吃梨子?这山顶上是个生产队的果园,梨子多得很。”
“随便,” 我说,“不过你怎么知道?”
“真的没哄你,我昨天偷空上去看了。吃不吃吗?”
“我身上也没带多少钱,只有五角钱。”我答道。
“五角钱就够了,我这就去。”
说着,他跳了起来,把工作挎包里的东西一股脑儿地倒在地上。然后,顺手拔起一根测量用的花杆,就往山上跑。一边跑一边说:“他们喂有一条狼狗,很凶。我得带着这家伙。”
不一会,他果真拎着满满一挎包梨子从山上跑下来了。
我说:“你怎么搞的?班长同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忘了?五角钱买那么多梨子?”
“一分钱没给,反正钱不够。”副班长答道,“我说了,明天再还给他们钱。这些人好说得很,都说行。就是嘛,如果连解放军都信不过,那还信谁?”
他又说:“胡技术员也在上面,正跟他们队长商讨地亩青苗赔偿费。”
大家都坐在树荫底下吃起梨子来了。我觉得那梨子一点也不好吃,又硬又涩,与其说是梨子,倒不如说是野果。然而,曾东明却津津有味地啃着,一边啃一边不断地点头:“不错,不错,真新鲜。街上还不见有卖的。”
这话倒是真的,当时街上确实没见卖梨子的。其实,不光是梨子,别的水果也很罕见。
把梨子吃得差不多以后,他蓦地站了起来,对其他两个测量兵吆喝道:“快起来!开始干活!”
营里的测量班是直接归技术组管的。那时,由于新兵还没到齐,且有几个人被调去参加铁道设计院的复测工作,在营里的测量兵只有三个人:即除曾东明以外,还有福建兵卓同务和河南兵毛学山。就是说,我们当技术员的,也有几个兵,还不至于是“光杆司令”。这些兵,我们平时叫他们为“测工”。我们的工作离不开测工,就像医院里不能全是医生而没有护士一样。一个熟练的、责任心强的测量兵对技术员来说,是一个得力的助手。
可是,由于时间耽误得太多,加上当天的便道中心线作业比较复杂,预定的工作任务完成不了。我只好决定下班回营,明天再继续干。曾东明说:“那就走吧。”然后又对其他两个测量兵讲:“明天上班动作快一点,别拖拖拉拉。这些活我们不干,有谁替我们干呢?”当班长的就是这样,对他手下的兵总是要摆点架子的。
路上,他突然对我说:
“你还吃不吃梨子,以后身上多带点钱,我负责跑腿就是了。”
铁路工程的复测工作也开始陆续进行,每天要消耗大量的木桩子。有一天,副班长曾东明找赵技术员说,找不到木头做木桩子了。
复测工作的技术要求是非常高的,铁道中心线上的关键点,如直线点、曲线点、变坡点、桥台点、涵管点、隧道进出口点等等,都得用经纬仪严格定位,其允许误差也就是几毫米。这些控制点就是打在木桩子上的小钉子。一个控制点就需要一个木桩子。此外,还有里程桩、各工点具体项目的定位桩,各控制桩的护桩等等,也需要一个个的木桩子。因此,木桩子的需求量很大。
最合适的木桩子是五厘米见方的木条子。长度30厘米左右,一头削尖,以便于打进地里。制作木桩子是测量兵的事,多是从工地上检些废弃了的五厘米厚的木模板来做。可是由于当时主要是土石方施工,还未大量使用木模板,故制作木桩子的材料便成了问题。
赵技术员问:“材料库门口堆放着的五分板是干啥用的?”
“听说是留给卫生所做木箱子用的。”曾东明回答道。
赵技术员一听,便冒了火:“他们卫生所天天做木箱子,还没做够?还要做多少?你就把它扛来,就用它做木桩子!”
当时,营部从连队抽调了好几个木工,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给卫生所做木箱子。营部的小天井几乎成了翻腾的木器加工车间。这显然是营长批准了的。做木箱子本来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搞得太轰轰烈烈了,仿佛是任何人都奈何不得似的,就难免有人心里不平衡,背地里议论纷纷。
曾东明听赵技术员这么一说,立刻壮大了胆子,马上招呼其他两个测量兵,扛来几块大板子,连气也不歇一会,便哗啦啦地锯了起来。
当时在场的卫生所一位姓史的助理医生急坏了,马上跑到营长那里告状。营长一看,果然把几块五厘米厚的大板子锯得不亦乐乎,便气冲冲地责问曾东明是谁叫他干的。
曾东明说:“赵技术员叫锯的,我们复测没木桩子了。”
“没木桩子也不能这样乱来,你把赵技术员给我叫来,简直乱弹琴!”
不一会,赵技术员来了。营长生气地问:
“你做木桩子,怎么能这样把好板子给锯了?”
“没木桩子了么,你说我们复测还搞不搞吗?”
“你没木桩子也不能这样乱来,要用板子也得事先说一声。”
“营长,你的意思是说做木桩子也得请示?那么我得每天来向你请示做木桩子了?”
没想到对话一开始便顶牛了。营长更为生气:
“木桩子是要解决的!但是用这么好的板子砍成木桩子,你说对不对?我们每天用那么多的木桩子,难道你就不能想个别的什么点子?用些竹片片当桩子也是可以的么!”
用竹片片代替木桩子是绝对不行的,这是因为用经纬仪精确对点时,该点很难刚好落在竹片片上,如果落不到竹片片上,则没法打上钉子,没有钉子,这个点怎么确定?我想营长应该知道这一常识,就是不知道他怎么会说出这一句外行话来。
这下子可让赵技术员抓到“把柄”了,只见他瞪着大眼睛看着营长,慢条斯里地说:
“用竹片片代替木桩子?我还从来没听说过。营长你真会发明创造!”
“发明创造”在那个时代,不是一个褒义词。那时提倡“政治第一、思想第一”,而“发明创造”,是谁都想避之而犹恐不及。因为一提“发明创造”,人们便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那些不热心搞革命,埋头走“白专”道路的“臭老九”干的事。营长是“根正苗红”的老革命,文化程度才小学毕业,今天竟莫名其妙地与风马牛不相及的“白专”扯到一起。顿时把在场的几个通讯兵惹笑了。但他们又不敢在营长面前放声笑出来,只好捂住嘴巴在一旁缩成一团,这可把营长弄得下不了台。
事情很明显,赵技术员叫用好木板砍成木桩子,不外乎是发泄对卫生所的“受宠”的反感,营部给卫生所做木箱子,怎么不给技术组也做几个?但他竟敢公开顶撞上级领导也是我第一次见到的。看来营长也没有什么法子,只好争辩道:
“你说不能用就不能用嘛,怎么说我是发明创造!我发明什么啦?我创造什么啦?”
营长生气地争辩,显然是为了表明他与“发明创造”是划清界线的。
末了,营长还是先软了下来。说:“这些木板子是准备给卫生所的,人家卫生所的确不行了,这么多的药品,连个放的地方都没有。做木箱子也是团里同意了的。算了,你赶快告诉曾东明,不要再锯了,已经锯了就算了!我再叫材料员到十八连拉一些细圆木杆来,他们那里还有很多,都是些废料,拿来砍成桩子总可以了吧。”
这场风波就这样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