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道兵走出去的老兵

一一水电部队九春秋

铁道兵十二师、十五师是第一批被撤销的部队，划归北京市领导，归属基建工程兵，我所在的五十八团改为基建工程兵五十三大队。１９８０年初，我所在的北京基建工程兵五十三大队有一批基层干部，由于受家属随军同時具备三个条件（军龄十五年、三十五岁、营职干部）的限制，不能解决家属随军问题，上级组织处于对这批基层干部的关心，经与有关部队协调，将我们调离北京到外地的基建工程兵部队，我的大多数同乡战友被调到内蒙古通辽呼林河基建工程兵煤炭部队，也有的调到基建工程兵大庆石化部队，也有的调青海格尔木水文地质部队，我被调四川成都基建工程兵水电部队，与我一同调去的还有作训股长刘仁凤、后勤处财务股助理员李焕生，调到基建工程兵第六Ｏ七团，刘仁凤任副参谋长，我任组织股副股长，李焕生任财务股副股长，谁知道这一去就是九个春秋，老铁精神又延续下去。

工改兵部队，陋习突显

基建工程兵第六Ｏ七团是１９７８年底为适应西南地区前期水电开发而新组建的部队，北京有基建工程兵水电指挥部（正军级）下辖两个支队（正师建制），分别在江西万安和河北迁西潘家口）和一个独立团（正团建制），由于该部队是顺应水电前期开发需要组建的工改兵部队。虽然改兵一年多了，也从潘家口调来一些干部，多数是四川籍的，他们长期在偏僻山沟的水电部队，军事素质一般，他们管理部队经验不够，特别是党的组织建设方面先天不足。同期调来的还有五十四大队的军务、通讯方面的干部卢大旺、石忠信、朱大柏等同志。１９８０年４月，我们来到基建工程兵第六Ｏ七团报到，地址在成都市金牛区茶店子南一公里的农村，临时租用生产队的一块农田，搭建的竹制活动板房围在场院的四周，厨房是借用生产队的仓库，办公条件极其简陋，部队办公楼及家属区正在茶店子西街施工。

四川省水力资源丰富，雅砻江、岷江、金沙江都是开发水电资源的最佳流域。六Ｏ七团就是在原成都勘测设计院（以下称成勘院）地质勘探队基础上组建的，行政上属北京基建工程兵水电指挥部领导，业务上由成勘院提供技术支持。部队按“三、三制”编制，下辖三个营，每个营三个连，每个连三个排，每排三个班。部队主要根据成勘院的选址，从事水电站的前期地质勘探，三个营分布在四川西南边陲攀枝花盐边与米易县交界的雅砻江下游，距攀枝花市区４６公里的二滩水电站（已于１９９８年５月建成发电）；桐子林水电站位于雅砻江下游最后一个梯级电站，距二滩水电站１８公里（于２０１５年５月首台机组发电）；位于四川宜宾与云南水富县交界的金沙江下游的向家坝水电站（是金沙江下游最后一个梯级电站，是中国第三大水电站，正在建设中）；位于四川雷波县与云南永善县交界的溪洛渡水电站（是中国第二，世界第三大型水电站，于２０１３年６月首台机组发电，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全面峻工）。进行水电站前期的地质勘探工作，队伍全部是工改兵构成。这个队伍的最大优势是经过长期野外地勘工作的磨练，特别能吃苦，领导没有架子，为人扑实，生活洁简，不搞特殊化，他们热爱地勘工作，业务技术熟练，当官不象官，与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整天磨爬滚打在地质勘探的第一线。虽然转为军人，但很多东西与部队要求格格不入，还留有民工队的生活习性。如党政不分，开会不明确是党委会还是行政办公会；党支部形同虚设，很少过组织生活；党费不是自愿交纳，而是在工资里扣；一日生活制度不健全；互相之间不喊职务或同志，习惯喊“师傅”；拉帮结派拜把子等兵不兵，民不民，与部队的要求差之甚远。如果不下功夫整顿使其走向正轨，也就失去了工改兵组建这支队伍的真正意义了。

完善组织，建章立制

我作为组织股副股长（股长面临退休），经过一段时间的跑基层，调查模底，与基层干部战士谈心，一起到勘探施工第一线，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全面了解部队现状及干部战士思想情况，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向大队党委汇报并提出整改方案，得到了大多数党委成员的支持。

在政委郭玉萍及政治处主任张连城的带领下，有司、政、后有关部门参加的教育整顿工作组，深入各营连，在党内选举出席中共基建工程兵第六Ｏ七团首届党代会的代表，选举基层党支部委员，健全了党的基层组织，并培训了支部委员和党小组长；由于工改兵人员年龄偏大，就没有建立基层团组织，待今后补充新兵时再建立。军务部门在连队进行了贯彻《内务条例》的教育，建立了一日生活管理制度，并进行了队列及早操制度。不能因为是工程部队党的建设就可有可无了，也不能因为工作辛苦连早操一日生活制度都不要了，是兵就得按兵的要求，就得象个兵的样子，决不能马放南山，一盘散沙。由于他们长期松散惯了，严起来多数人感到吃不消，不习惯，甚至有牢骚怪话等消极情绪，发现这些苗头，

就果断向他们表态，当时你们转兵时是写过保证，签过字的，如果现在后悔，部队绝不勉强，想脱军装现在就报名，否则就得按部队的要求。你别说，这一招还真灵，还真没有报名脱军装的。经过三个多的教育整顿及制度建设，部队面貌有了一定的起色，但距军队正规化建设还差得很远很远。

我虽为组织股副股长，实际上是主持工作，股长年大体弱，还有两名干事，组织股的工作很多，如党建工作、党务工作、群团工作、优扶工作等，组织股实际上就是党委办公室。党建工作在他们看来似乎不太重要，文书档案也没建立，机关公文极不规范，无论什么性质的公文，一律都用“中共基建工程兵第六Ｏ七团委员会文件”，没有按照国务院关于国家公文行文规定执行，这一级主要是下行文，通知、通报、决定、指示类居多，用红头文件固定格式的公文明显不妥，对此，重新印刷了党、政文头首页；党政不分还表现在开会上，我发现过去的会议记录分不清哪个是党委会，哪个是行政办公会，我对此也作了纠正，凡是党委会必须用《党委会记录本》，由组织股派员记录并记录第ｘｘ次会议，以备查阅；凡是行政办公会议由行政有关部门参会并记录，不得在行政事务性会议讨论党内事宜。

经过紧张的筹备，在１９８０年７月１日，建党５９周年之际，顺利召开了中共基建工程兵第六Ｏ七团第一届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首届党的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由此，该团党建工作步入了正轨，

部队建设跨进了一步。

１９８１年３月，部队迎来了第一批新兵，是浙江及贵州籍的，为部队注入了新鲜血液。在新兵训练问题上出现了分岐，由于连队在深山峡谷，没有训练场地，主张统一训练三个月后分到连队，也有的认为工程任务重，人员紧张，干脆直接分下去，各连队自己训去吧。后者是在争劳动力，放弃军训，有悖军队建设。最后统一思想，在成都市集中训练后分配下连队，机关尽量不留或少留，充实施工第一线。

家属随军，跟我受罪

１９８１年底，部队搬入茶店子新的办公楼，并为干部职工分配了住房，其中也给我分了一套小三室住房。为了解决孩子上学，于１９８２年５月，把家属孩子接到部队。那个年代是计划经济，买啥都凭票，一家五口人全靠我一个人的工资，那个年代工资很低，只有七、八十块钱，孩子都在上学，家属买菜提个篮子总是在市场上转悠，哪个菜溅买哪个，很少能吃上一顿肉，买豆芽只能买毛把钱的豆芽瓣，有一次女儿考试想吃带鱼，就这么点看似微不足道的要求都没有实现。成都的天热，孩子们要想吃三分钱一根的冰棍还得跑到一公里之外的九四信箱院里，生活那个拮据就甭提了，连当地农民都不如。

为了增加点家庭收入，托人给家属在营门口附近的建筑工地找了个挑水泥的活。要说那话可不是人干的，挑两桶水泥沙浆，幌幌悠悠爬跳板上楼，别说妇女了，就是男劳力也吃不消啊！但一个月干下来才给１８块钱的工资，干了个把月肩膀也磨破了，累的实在吃不消就不干了。记得有一次后勤处组织家属去洞子口仓库为钢材除锈，在去的乡村道路上翻了车，一车人都被扣在稻田里，满头满脸、混身上下又是泥又是水，差点要了命。家属在机关大院烧过开水锅炉，在招待所食堂做过饭，还在隔壁的黄金部队当过油漆工，工资月收入一般不超过２０元。部队也没有人出面与地方政府联系家属就业事宜，因为有我的家属，我也不好说三道四了。

我工作很忙，经常下基层，很少能顾得上家，孩子的上学也无法过问，家属孩子们都跟着吃苦受罪了，在四川的那些年，我真愧对她们。那个年代作为一个营职干部，家境如此贫寒，生活如此艰辛，简直不可思议。

转入武警水电部队

１９８２年８月，为适应国防建设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第七次大裁军，１０个军级指挥部，３２个师（支队）５所技校，１５０个大队（团），总人数５０万人的基建工程兵被撤销，从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组建到撤销一共１６年，是我军历史上存在时间最短的兵种。水电、交通、黄金这三支部队部队，都是在祖国的边远山区，条件艰苦，任务繁重被保留，转为武警部队。我所在的六Ｏ七团，１９８５年５转为武警部队序列，改为武警水电独立支队，直属北京武警水电指挥部领导。这一年支队承担了西藏昌都、波密两个水电站的援藏施工任务。

１９８５年下半年根据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十二号文件及水电指挥部党委部署，各级党组织开展了自上而下的整党工作，基本任务是“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结合我们水电部队的实际，就是要解决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力，党性原则不强，班子懒、软、散”的向题，坚持整党不是整人，整个工作成为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的过程。我作为组织股长整党工作是份内之事，同時也是领导小组成员，义不容辞地投入这项工作中去。

机关整党工作告一段落后，１９８６年５月３日，我和政委高增信去西藏工地，对基层党组织开展整党学习教育工作。我们乘坐吉普车，用整整六天时间于下午一点到达西藏昌都的邦达机场，因车坏了，找空军场站邦助修车，刚一下车头就大了，头晕目眩，不敢动弹，呕心想吐。听机场的同志说，这是世界海跋最高的机场４４００米，空气稀薄，缺氧量达５０％，机场附近寸草不生，他们年年植树，无一成活，说话间我们几个人都流了鼻血，真不知空军弟兄们怎么在此生活的？据说该机场位于昌都地区八宿县境内，是七十年代从战略角度中央军委批准修建的，由于高原缺氧，修建机场时牺牲了不少战士。该机场跑道５．５千米，距城市最远，过去一直闲置，很少有飞机起降。在空军场站同志的邦助下，大约半个多小时车修好了，一阵感谢后乘车离开，当天晚上住在昌都宾馆，第二天上午达到沙贡营地，这里海跋３０００多米，虽然还缺氧３０％左右但比邦达机场好多了，开始几天也不适应，憋的睡不着觉。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干部战士来半年多，已基本习惯了。

沙贡水电站位于昌都县沙贡乡，距昌都行署６０公里，是澜沧江上游昂曲河一级支流约１．５公里的“ｎ”湾入口，通过大坝蓄水、隧硐导流落差发电，主要建筑有拦河坝、冲沙闸、引水隧硐、压力前池、机组厂房等，１９８７年１０月开工，计划于１９８８年５月峻工投产发电。这是部队向自治区政府立了军令状的项目，必须按期优质完成。战士们在高原环境下施工很辛苦，空气稀薄、高寒缺氧，吃不到新鲜蔬菜，从成都运菜到工地不是干了就是烂了，鲜鲜的茄子如同死老鼠，高原水的沸点低，离开高压锅什么都煮不熟，战士们个个面色黑红，活象个藏胞。那时连队没有电视，没有电影，没有任何娱乐设施和文化生活，在那种环境下生活、施工连半毛钱补助都没有，这就是我们人民军队的官兵啊！在这种环境下我和同去的高政委为之感动，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我作为组织股长、政治处代主任，是带着整党工作任务去的，看到这种情况，我和政委高增信、副支队长刘彰华到昌都行署找专员，要求行署安排每周去部队放一次电影，为了工期进度，支援１００名民工负责隧硐锄碴，以减轻战士们的劳动强度，得到了行署专员的支持并落实。整党教育主要利用晚饭后进行，传达中央整党工作精神，作为一个基层组织和党员主要是自我学习，自我教育，那个环境所限，只要不违犯民族政策就ＯＫ了。我在沙贡电站工地三个月后又去了波密县水电站工地。

波密县位于林芝地区帕隆藏布河北岸，这里四季雨量充沛，气候温润，植被覆盖，森林茂密，是西藏的产粮县，海拨２７００米，气候宜人，胜似天然氧吧，这里蔬菜水果都能买到，广大官兵生活满意，精神面貌较好。波密朗秋水电站是我们援建的该县首座水电站，位于雅鲁藏布江上游支流，计划１９８８年８月投产发电。我与电站工地与战士们同学习，同吃同住同劳动，按上级的整党工作部署，在波密三个月，园满完成了我既定的工作任务，于１１月中旬回到成都支队机关。回来报销差旅费，非旦没补助，及而我还倒贴一百多块，原因是往返途中吃饭开支大，西藏的餐饮特别贵，吃碗白水面条都要十块钱，一天块把钱的补助能不亏吗？

年底，在职务上有了变动，我代理政治处主任，支队纪委专职副书记，本来是副团职的位子，我不擅长跑官要官的邪门歪道，从来也未向组织张口；再者自己也不会来事，得罪了指挥的一位正军级的指挥部领导，原因是他来部队借检查指导工作之名游山玩水，开支在我们支队报销，财务股长是支队纪委委员，他向我反应后，我果断的叫给退回去，拒绝为其报销，以此这位高干领导对我耿耿于怀，提职就这样泡汤了。

１９８８年武警部队换装授衔，我的年龄及任职时间都到了上线，组织决定我退出现役转业地方工作，并明确可以留在成都市并为我联系接收单位。组织的好意被我拒绝了，我决定转业回原籍工作，对此，政治处吴忠凯主任专门来江苏省有关部门为我联系安置工作，我明知我这个级别的普通干部只有回原籍安排，在南京我陪吴主任玩两天就叫他回去了，不值得为了我的事忙碌。副政委楊昌辉觉得九年来，我为部队的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政治待遇上组织上有愧于我，他想方设法为我解决点后顾之忧。于是，他通过金牛区劳动局为我家属牛翠华办理了大集体工作及关系转移手续。

那个年代，我作为一个行政１９级的正营级军官，１９８８年９月转业时的工资每月１５１．５０元，转业费一共２０个月（含到年底三个月）的工资，加上差派费、行李托运费等共计４１００．３０元，真是少的可怜。回来买一台２０时牡丹牌彩电２５００元（含５００元高消费税），就用去一大半，那时２０多年的转业费还不如现在一个月农民工的收入。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１９８８年９月２３日，终于告别了我２４年的军旅生涯，携家带口回到久别的故土，走向新的工作岗位。

（原铁道兵一老兵李传吉）

２０１５年１０于江苏徐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