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开国少将王贵德

几个月前，报载，开国少将、原铁道兵副政委王贵德将军于２０１７年４月７曰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１０３岁。这个消息让我深感悲伤。　原因有二，一是感慨打江山的一代英杰又少一人，光荣与梦想的历史神圣而辉煌，近代中国的独立解放是建立在这一代人的奉献牺牲之　上，共和国不能忘记；另一个原因是我本人与王贵德叔叔有过往来，他在我人生道路上曾产生重要影响，此刻我更加怀念他。

从父辈处得知，王叔叔是福建　人，十几岁加入红军，参加过赣南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和残酷的湘江战役，并历经长征。那是中国共产　党最艰难的时期，特别是湘江战役，是红军伤亡减员最大的一场战役，还有长征。凡经过这些生死考验的红军指战员都是中国革命最可靠的　中坚力量。他们的价值不仅在当年的战斗中显示出来，在以后漫长的革命建设过程中一再得到证明，他们当之无愧是中国的脊梁。

我父亲陈荣同志在抗战时期与　王叔叔结识于冀南根据地，开始他们的生死之交。当时，敌后根据地的基本状况是，延安过来的红军在　人数和装备上比较有限，队伍构成主要来自当地党组织建立的地方武装。比如八路军１２９师３８６旅，除主要领导和骨干外，人员大多来自　拥有７０００多条枪的河北民军第二路军。我父亲是二路军负责人之一，王叔叔是延安来的红军，他们是在３８６旅的组建中相遇的，王叔叔时　任３８６旅７７１团政委。不久之后，３８６旅转入太行山根据地。我父亲则留在敌后，参与冀南军区一分区　的组建，并参加“百团大战”，带领敌后军民进行艰苦斗争，巩固发展了敌后根据地。

“百团大战”后，受创日军把八路军作为主要敌方，开始向太行、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反复持续的疯狂扫荡，使用兵力之多、时间之长　都是空前的。

１９４３年５月２６曰，曰伪军在冈村宁次亲自指挥下，对冀南根据地进行围剿，将冀南军区一分区机关包围在魏县一个村子里。当时，　一分区负责人解蕴山、秘书主任王玉修、参谋长郑前学、二十团团长徐绍恩、政委李汉英等十几名领导干部不幸牺牲、百余战士和上千百　姓献出宝贵生命。

我父亲作为一分区副政委，在身负枪伤的情况下，与王叔叔一道带领部队拼死突围杀出一条血路，保护了部队有生力量。“５．２６”突围后，我父亲与王叔叔继续并肩作战，重建一分区，带领广大军民继承先烈遗志，将抗战大业推向前进。关于这段艰难的历史及人员构成所　负职责等，位于山西武乡县的八路军军史馆有较详尽的记载。

抗战胜利后，我父亲由部队转入地方，出任河北邯郸市第一任市委书记兼警备区政委。当时，邯郸是抗战胜利后少数被中共接收的城　市之一，也是中共晋冀鲁豫战略区和北方局机关所在地。知名的人民日报（当时为北方局机关报），华北银行（人民银行前身），及烈士　子弟学校（八一学校前身），都诞生在邯郸。而王叔叔继续留在部队，出任华北野战军第１３纵队３９旅副政治委员，３８旅政治委员，第１８兵团６１军１８２师政治委员等职。

１９４９年后，王叔叔继续留在部队，被授予少将军衔，后出任铁道兵副政委。当时，我父亲也想过重回部队任职。但考虑到他曾是石家　庄法文学校的学生，参加过石家庄“一二九爱国运动”的组织工作，又有城市管理经验，中央希望他还是留在地方。选择有三，一是出任　驻中欧某国大使，二是去北京市委协助刘仁同志，还有就是到天津任天津市失业救济委员会主任兼劳动局局长。那时，天津市委书记是黄敬，他是父亲在冀南时期的老领导，抗战胜利时也与我父亲共同接收过冀南地区不少县镇。邯郸解放后，　黄敬与范瑾夫妇还有孩子们曾住在邯郸，与我家是朝夕相处的近邻，于是父亲便选择去了天津。

孰料一入津门深似海，不久后，黄敬调回中央，我父亲的政治生涯则开始遭遇重大挫折。他被一贬再贬，一度贬至郊区的农场当厂长。　文革时又被关押，完全失去自由。他后半生遭遇的残酷的斗争不亚于战争年代。不同的是，前半生是和日本军国主义、反动派斗，后半生是　被自己的同志斗。关押期间，我父亲突发胃穿孔，大口吐血，关押人员只通知家属就不管不问了，我们　是在街坊四邻协助下，用肩膀将他扛进公安医院，才保住了性命。

我与王叔叔的往来正发生在我家最难的这段时期。这种难体现在各个方面：没有政治地位、没有尊严、没有经济来源。尽管如此，却　有不少人对我们表示同情，甚至伸出援手，王叔叔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位，让我受伤的少年心灵感到了人间温暖。

回想那时的经历，我体会到只有在逆境中，人才会变得十分敏感，对任何一丝善意都心存感激。比如邻居的一声问候：“胖子吃了吗？　我家今天吃捞面，给你来碗？”（我小名叫胖子，父亲一直这样叫我）。或者，当坏孩子把我诸在墙角，逼我说羞辱我父亲的话时，往往有大　人过来干预：“介帮倒霉孩子，玩去玩去”；还有，我经常排不到买菜的队，每次快排到我，就被别人　插队，可也会有人把一棵白菜、几根萝卜甚至一块猪肉送给我，然后扭头匆匆离去。善良的百姓不仅援助当年的八路军也会同情逆境中　的好人。这些人是我心中不灭的灯盏，照亮我的人生信念。我的记忆为好人而生，为好人长存。

日复一日，我在长大，我的自尊也在长大，并让我渐渐强桿起来。终于，到１９７０年我１５岁时，已在天津五大道！一带杠起！＇支以暴抑暴　的队伍。队伍成员大部分是受迫害的干部子弟，也有其他人员，我们秉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则，名噪一时打出一片天下。我的中篇小　说《常德道大胖》正是基于这段生活创作而成。

当时，我生母下放五七干校，在江西余江一个闹血吸虫的地方接受改造，自顾不暇。我父亲被审查，每月只发３０元人民币的生活费。他　们原本希望我能分担些家务，起码别添乱，但我整天不着家的生活方式，给我继母带去了很大压力，她时刻都想让我离开家独自生活。那　天，她和我父亲又大吵，我父亲不断说：“胖子才１５岁，还是孩子呀。”

而对方毫不示弱地答道：“出了事就不是孩子了，派出所可不在乎十不十五岁，不如让部队好好管着他。”

我一把推开门对他们说：“放心，只要有地方去，我绝不回来，我早想离开这里，这个兵我当定了！”

那几天，我父亲一直在写信，给他过去的老战友们。有时信写好没有地址，只好静静放在抽屉里，像一片片凝重的父爱，压得我心口　沉甸甸的。

时间一天天消逝，仍没有回信，我的希望也开始渺茫。那天，我父亲犹疑地问：“胖子，铁道兵敢去吗？”到北京王叔叔家。

那天，他和我继母都去了，天津到北京的公路虽然不宽，但因为车少，显得大道通畅、直达天边。公路两侧杨树的叶子落得差不多　了，有些还挂在枝头，在斜阳下吟唱，任凭枯萎不忍离去，仿若我对往日的情怀，若隐若现、渐行渐远。

以现在标准，那时的车速很慢，当时并不觉得，到达北京复兴路的铁道兵司令部大门口时，天色已暗下来，岗亭的灯已经亮了，四下格　外安静。

我记得孟文阿姨亲自到大门口接我们进去，她的口音跟我父亲的很接近。而王叔叔在家门口等我们，他身着带领章的棉军装没戴帽子，　跟我们打招呼。他说话声音不高，话也不多，始终微笑着。

当天晚上，我们在王叔叔家吃晚饭，进门左手有一张桌子，大家围着桌子边吃边聊。孟阿姨和我父亲的话比较多，他们谈论的多是从　前的事和老战友们各自的现状，我和继母坐在一旁静静听他们说话。

聊着聊着，我父亲突然意识到什么，连忙起身将我推到王叔叔、孟阿姨面前说：“就这个孩子，留在你这儿了，我得赶紧回去，我是　偷着跑出来的。”

孟阿姨说：“已经给你们安排招待所了，明天走吧。”

“不行，我必须连夜赶回去。”说着，他和我继母起身就要出门。王叔叔劝孟文阿姨：“让老陈去吧，他跑出来的。”我父亲他们出门时，　我仍坐在沙发上没动。当时，我并未明确意识到，那一刻，我正向过去、向家庭告别，开始面对真实的社会和坚硬的生活，为自己一招一　式承担责任，自己要安慰自己鼓励自己，为生命寻找意义，建立尊严。

我听到华沙牌轿车在启动，和车轮打弯碾压的沙沙声。我突然朝外跑去，车已经开走了，我与正回屋的王叔叔、孟阿姨撞个满怀。王　叔叔微笑着对我说（他永远微笑着）：“你爸爸妈妈已经走了，你就在这儿，不要怕。

第二天我才发现，王叔叔和孟文阿姨已把入伍登记表准备好了，就放在客厅的桌子上。只是孟文阿姨的态度有些迟疑。我坐着吧，因　为人小陷进沙发里，她就说：“这孩子才这点儿大。”我站着吧，她又说：“这孩子才桌子高。”她甚至问我：“胖子，到了部队，你跑　不跑回来？”

我说：“不跑回来，肯定不跑回来。”我心怀忐忑，生怕当不上兵。终于填表了，孟文阿姨又问我大名叫啥，不能填胖子吧？

这个问题让我非常窘迫，我小声挤出两个字：方方。

“叫啥？方方，咋像个女名

啊？”

“事情是这样的，我胖子的小名是父亲起的，正式学名是我妈起的。她那时年轻气盛，喜看外国电影。当年法国影星劳拉菲利普主演　的《郁金香方方》正在热映中，我妈便给我起了‘陈方方’的大号，我在北京上学一直用方方的名字

到天津探亲所有人又都叫我胖子，

两个家庭，两个名字。”

没想到，孟文阿姨死活不答应用方方的名字填表。她说，这名咋当兵，像个女孩儿，这名不行，不够劲儿。她这么一坚持，王叔叔也　觉得不妥，说再想一个，再想一个。

我心里着急，便问孟文阿姨，“阿姨您给起个名吧。”孟文阿姨是个爽快人，她说：“起个啥名啊，当兵嘛，志愿当兵嘛，就

叫志军咋　样？”

“您是说叫陈志军？”

“对呀，陈志军不好吗？”“好啊，我就叫陈志军！”

从那刻起，我脱下少年服，以陈志军的名义步入人生。

没想到天遂人愿，当天傍晚就有送兵的车。我记得是兵部军务处王处长来电话，说一会儿有车去房山铁四师新兵营，首长的孩子要不　要一起去？

王叔叔的表情有些意外，手举电话望着我。我神情焦急，急不可待。于是，他说，那好吧。

没多一会儿，一辆苏制嘎斯吉普车停在门前。我已穿好大衣，提着小包等待着。

王叔叔和孟文阿姨送我出来，我见到了王处长，一位平静和蔼的中年军人。他把一个档案袋交到我手上说，不要打开，到了把它交给

人家就行。

我看到档案袋上竖排写着“陈　志军”三个字，非常工整，虽然这只是个空袋子，像我刚刚启动的青春一片空白，但我依然感到它的份　量，无形而庄重。

我进车时，孟阿姨特意嘱咐我说：“胖子，到了给你王叔叔写信啊，也给你爸写信啊。”

我一股脑儿爬上车，手里的档案袋紧紧攥着。车渐渐驶离王叔叔居住的将军楼，开出兵部大门，向满天落日余晖冲了过去。晚霞正在　降临，星光已经闪耀，那个美丽黄昏我终身难忘。

后来，我与王贵德叔叔和孟文阿姨一直通信，至今，我还保留着王叔叔当年写到我新兵营的信，鼓励我要吃得起苦，坚持就是胜利。

５年部队生涯，我始终在基层连队，打过山洞、排过哑炮，喂过猪也种过菜，还参加了知名的１９７５年８月河南水灾京广线大抢险，历　经多少惊心动魄的生死考验，从不掉链子。

曾经的顽皮少年成为一名杠杠的铁道兵战士，这都离不开王叔叔对我的鼓励和信任，他的话始终伴随并激励着我。

虽说后来浪迹天涯，我落户纽约，与王叔叔失去了联系，但当年那段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成长经历已凝结成无形的精神元素，像种子埋　进我的躯体，在岁月的流动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从未远去。

王叔叔的仙逝，让我在回忆往事时重温初心，体尝丰富的生命历程，深感青春的魔力。有什么样的青春就有什么样的成长，就有什么　样的人生份量。

王贵德叔叔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