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在4师宣传系统战友相约北京的书面发言）

值得怀念和骄傲的报道组

　　我是两进4师宣传科的人。1965年8月，我从施工连队18团4连调师宣传科，当见习新闻干事，个中缘由我在前不久写的《长白山，我心中的圣山》中涉及到了，这里不说了。那时宣传科宋协滋是科长，廖寿伦、冯锡祥、刘守熙、潘法武、叶铭钧等，都是大名鼎鼎的干事。我作为见习干事，在科里主要是搞内勤，管管文件、报纸、书籍的整理发放，打水扫地搞卫生什么的。为解决入党问题，1966年5月我离开宣传科，下到17团1连当排长。67年2月离开连队在外搞“三支两军”。69年3月被派到军报学习了3个月。69年7月我第二次进宣传科，这时，科长是廖寿伦。我从69年7月到71年5月，将近两年的时间，在科里分管宣传报道。

　　我过去写稿，都署个人的名字。包括66年2月在科里管内勤时，看到当时穆青写的《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非常感人。师党委中心组学习的记录，我也看了，也很感人。我就根据中心组的学习记录，写了篇稿子，末尾署上自己的名字，发往铁道兵报社。我当时是见习干事，不懂规矩，越位了。这稿子不该是我写的，尤其不该署我的名字。报社收到稿子后打电话给师里，核实了我的身份后，第二天就头版、头条、标题加粗地登了出来。此事我受了点批评。从此以后，直到退休，我写稿再没署过钮鲁生的名字。重回宣传科后，我主管宣传报道，我就采取在军报学习期间，军报一个记者带我们三四个人，组成报道组，下去采访写稿，末尾都署名报道组的办法，也在师宣传科里成立报道组，写好的稿子，也一律署名报道组。两年期间，我除每年召开一个通讯报道会，并以会代训，总结一年的工作，提出新一年的任务，培训一下报道骨干外，平时我就是带报道组写稿。我带过3个报道组，每团来一个人，每期三四个月。第一期参加者有谢立宏、陈丁益、范春民、郑兴旺；第二期有陆振尧、赵荣仁、张阳灿、陈志保；第三期有陈良、程利，另两个高低想不起来了。现在我谈谈带报道组的感受吧。

　　感受一，我们同甘共苦。那时出差、下连队，不像现在，带上身份证、信用卡、甚至手机里绑定银行卡，就走遍天下，想住哪住哪。那时我们下连队，是每个人都打上背包，被子、枕头、换洗衣裳都在里面。到连队后，和连队战士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吃没说的，同劳动是象征性的，同住可不易。我们在一个连队也就待个把星期，连队不可能单独给我们支顶帐篷，所以我们都是分散在各班住。连队桥梁施工三班倒，隧道施工四班三倒，夜里2点上班、下班的都要在宿舍里折腾半天，所以我们很难睡个囫囵觉。最苦的还是有臭虫。有一次，我改稿到夜里1点多，我回去睡觉时，战士已把我的铺盖铺好，上床前，我掀开被窝，用手电一照，哇！床单上、枕头下，成片的臭虫在等着我，真让人毛骨悚然，浑身起鸡皮疙瘩。怪不得我经常见床单上有血迹，都是这些吸血鬼吃饱后被我翻身压破肚子挤出来的。第二天，我向连领导反映了这个情况，连里统一行动，把所有铺板都搬到操场，烧了好几锅开水，往铺板缝里浇，灭掉了臭虫。

　　还有一种吃苦是送稿。下连队我们可以等有车再走，因为人多、有背包，是个借口。送稿就不同了，因为时间紧，不能等，又只是一两个人，只背个挎包，又是从连队往上走，一些没车的地方就只能迈双腿，坐自己的11号。一次，我和范春民从17团的一个连队往军报送稿，有十几里的山路要走。我们走着走着，看到一个老百姓赶着一群毛驴下山，赶驴的骑在驴上。我们眼馋，就跟这个赶驴的套近乎，后来那赶驴的就让我们也骑上毛驴一起走。我们骑上毛驴后，那驴铃铛丁铃当啷的响声，加上我们的吆喝声，响成一片，灌满山谷。范春民开玩笑说：“我们这是骑兵旅（驴）下山。”我们和驴听了，都愈发撒欢。一次，我们在土方机械连采访，该连当时在山西繁歭，我们听说第二天有车要回磁家务拉东西，就连夜把稿子改写完，誊抄好。天亮了，我们吃罢早饭，爬上大卡车，就向磁家务进发，以便第二天向军报送稿。从繁歭到磁家务，要翻越太行山，从早8点到下午2点，我们没吃没喝，或者说一路上又吃（沙）又喝（风），加上一夜没睡，又在车上足足站了6个小时，到磁家务下车时，腿都不会打弯了。到大报送稿，尤其是到《人民日报》送稿，由于我们太基层，太小萝卜头，人家并不待见我们。水都没得喝。渴急了，就到卫生间，对着水龙头喝自来水。当然，我们吃的这点苦，与施工连队的战士比，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我时常告诫报道组成员，要珍惜领导给的学习机会，向被采访对象学习，不在乎吃苦。

　　同甘也有。我们在一起，没大没小，打闹，开玩笑，说些荤素段子，常让人笑掉下巴。有福同享也有，举个例子： 1970年下半年，我带着有陈良参加的报道组，九月底来到石景山的一个连队采访。那时我正处在热恋期间，恋人想在十一放假时见我一面，我也想见未婚妻。但我不能撇下报道组的人去独享其乐。于是，十一那天，我就带着报道组的4个人，一起到准岳母家吃饭、喝酒。现在想来，我怎么不给自己留点私密时间和空间呢？

　　感想二，是我们互相学习。我带报道组的方式是抓两头，带中间。两头是上头和下头，上头指国家的形势、报社的宣传思想、师的中心工作；下头指连队的实际，涌现出的好人好事和先进经验；中间就是我们搞通讯报道。下连采访写稿的过程是：1、开座谈会。一般由我主问（有时也指定报道组某个人提问，锻炼他），大家记笔记。座谈会或专访过后，大家互相看笔记，从中发现自己笔录的不足；2、每一个人都拿出一个让你写这篇稿子的思路，包括主题思想、分几个层次、用哪些例子；3、集体讨论每个人的路子，逐渐形成一个比较好的路子；4、小稿由一个人写，大稿由几个人分段写；5、最后由我修改，找写字好的誊抄；6、送稿，送铁道兵报的一般由报道组人员送，送大报的稿子由我送，包括按编辑的意见就地修改。这期间，大家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的。

　　提高了什么呢？现在想来，一是提高了调查采访的基本功。包括怎样提问，怎样不冷场；记些什么，开始，几个人差距挺大，有的记的基本上可用，有的记的基本上都没用。几篇稿子下来，大家的笔录就都提高了。二是研究稿子主题思想时，提高了领会上头精神的能力。三是提高了文字表达水平，对一个人、一件事，大家通过互相切磋，总能找到一个最恰如其分的表达词句。以上这些基本功，我终身受益。

　　感想三，是我们成果累累。一个成果是我们见报稿件多，见报率高。我在4师宣传科管新闻报道的69、70年（71年5月我调铁道兵报社），我们4师在铁道兵报见报都是排名第一（当然这与我们师在北京，离铁道兵机关近有关，但还有比我们更近的2个师呀）。特别是70年的对外报道（指登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稿子），我们1年达67篇，占了铁道兵对外报道的1/3。我走后，田艳忠接的我，他比我做的更好，成绩更大。

　　第二个成果是出人才，这比第一个成果更有价值。不说别的，就说我带的3个报道组，就出了两个将军，谢立宏和陆振尧。当然他们的成长进步还有许多台阶、许多伯乐、许多机遇、更有他们的许多努力，但报道组也是他们起步的一个小台阶。他俩在众人面前常称我为老师，我有些不好意思。但有时也觉得欣慰。正如一些小学老师看到自己的学生后来成为国家栋梁，感到欣慰和自豪一样。也像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描述的，卫国战争胜利后，一些将军、科学家欢聚在乡村女教师旁的感觉一样。

　　报道组是一个小摇篮，是一个小台阶，是一个小指向标。两位将军只是个例子，我在4师两年的带报道组生活也只是个例子。4师几十年的报道组，4师从师到团甚至到营连的各级报道组，经过历练，涌现出多少出类拔萃的人才，可以说既有目共睹，又举不胜举。

钮鲁生 

2018、5、15